百岁老兵的生死观：保家卫国，死亦光荣

阳光穿过窗棂，在 100 岁的王登洲胸前的勋章上投下细碎的光斑。老人枯瘦的手指抚过一枚边缘磨得发亮的抗美援朝纪念章，浑浊的眼睛突然泛起光亮：“当年跨过鸭绿江时就没想过回头，保家卫国，死了也光荣。” 这句沉甸甸的话，如同打开时光闸门的钥匙，将一段烽火岁月娓娓道来。

1951 年那个寒夜，25 岁的王登洲在石家庄步兵学校任教的生活被 “抗美援朝、保家卫国” 的号召打破。他毅然报名参军，成为 68 军后勤部汽车连的副队长，肩负起往前线运送物资的重任。“那时候的运输线就是生死线。” 老人记得，敌军的轰炸机日夜盘旋，白天必须把汽车伪装成草堆，只有日落后才能借着夜色出发。最凶险的一次，敌机投下的照明弹把山路照得如同白昼，紧随其后的炸弹在车旁炸开，一块滚烫的弹片击穿驾驶室窗柱，径直嵌进他的右胸。

“疼得钻心，但哪顾得上。” 王登洲用粗糙的手掌比划着当时的动作，拔掉弹片、按住伤口，踩着油门继续往前冲。直到把弹药稳稳送到前线，他才发现棉衣已被鲜血浸透。在朝鲜的四年里，这样的生死考验成了常态：天寒地冻时，他们在防空棚里铺着干草睡觉，清晨醒来衣服常和地面冻在一起；连续数月吃不上热饭，只能靠硬邦邦的干粮充饥。但老人的语气里没有丝毫抱怨，反而透着坚定：“我们都是从苦日子里出来的，知道祖国太平有多金贵。只要能打退敌人，饿点冻点算什么，牺牲了也值。”

墙上的老照片里，年轻的王登洲站在汽车旁，扶着朝鲜儿童的肩膀笑容爽朗。这张照片是他最珍贵的念想，“朝鲜乡亲把仅有的土豆塞给我们，孩子们帮着藏汽车，这份情谊记了一辈子。” 正是这份军民同心的力量，让他和战友们在绝境中始终斗志昂扬。如今 99 岁的他，每天还会翻看这些旧物，一遍遍给儿孙讲那些牺牲的战友：“他们没能看到今天的好日子，但他们的血没白流。”

在湖南涟源，93 岁的尹由睦有着同样滚烫的记忆。15 岁参加游击队时，他就跟着部队在湘黔鄂边境与日军周旋。一次战斗中，子弹擦过头顶削去一小块头骨，他咬着布条包扎伤口继续冲锋；在凤凰山战役中，右膝中弹的他，看着战友用烧红的刺刀剜出子弹，嘴里咬着毛巾愣是没吭一声。1950 年，已经因伤退伍的他看到征兵通知，当即写下决心书：“打仗不怕死，愿为祖国流尽最后一滴血。”

抗美援朝战场上的 850 高地攻坚战，成了尹由睦一生难忘的考验。敌人的碉堡挡住了冲锋路线，组长和班长相继牺牲，离总攻只剩 25 分钟。身为排长的他抱起炸药包，借着照明弹熄灭的间隙冲到碉堡下，挖坑、点火、翻滚，在爆炸声中完成了任务，自己却撞在石头上重伤昏迷。“醒来第一句话就问攻上去没有。” 老人摸着手臂上的伤疤笑了，“那时候心里只有一个念头，身后就是祖国，退一步都不行。” 两次二等功的勋章被他擦得锃亮，“这不是我一个人的荣誉，是所有牺牲战友的。”

101 岁的耿相柏虽然没在前线杀敌，却用另一种方式守护着家国。19 岁参加八路军后，她在被服厂通宵缝制军装，在托儿所照料将士子女，跟着部队躲过日军扫荡，后来又随志愿军家属队跨过鸭绿江。“前方打仗缺军装，我们就三天三夜不睡觉；孩子们哭着找爸妈，我们就抱着他们唱军歌。” 老人至今保持着叠 “豆腐块” 被子的习惯，40 年前的衬衫舍不得穿，淘米水要反复用三次。她的家里，三代出了 10 余名军人，6 枚 “光荣在党 50 年” 纪念章见证着家风传承。

“现在的年轻人不用打仗了，但不能忘了好日子是怎么来的。” 王登洲常给社区里的孩子讲过去的故事，他指着窗外的高楼说，“当年我们守着的，就是这样的日子。” 尹由睦则把勋章摆在桌上，一遍遍叮嘱孙辈：“要好好读书，好好工作，把国家建设得更强。” 耿相柏会教重孙女唱《志愿军战歌》，告诉她 “跟着党走，国家才会好”。

岁月带走了青春容颜，却带不走老兵们的信仰。当被问起 “怕不怕死”，王登洲老人挺直腰板，重复着那句跨越七十载的誓言：“保家卫国是本分，能为这个死，光荣！” 这句话里，藏着一代人的赤子之心，更藏着一个民族的精神密码 —— 正是无数这样的 “光荣”，筑起了家国安宁的长城。